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向网财经等媒体披露了TCL在AI领域的投入与产出数据：过去几年TCL在AI方面累计已实现效益约25亿元。其中，仅2025年一年配资炒股配资平台知名，TCL华星半导体显示领域AI带来的效益就约达6亿元人民币。
李东生表示，TCL一直强调“AI向实”——作为实体企业，AI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必须能看到实际效益，要设定可达可及的目标。经过四年多的探索尝试，TCL已取得不错的成果。
在具体落地层面，TCL从两个方向推进AI应用：
第一个方向，是将AI导入生产制造体系。 TCL华星率先在半导体显示产业导入AI技术，建立了自己的垂域大模型体系——“星智大模型”，同时TCL实业也基于智能终端产业建立“伏羲大模型”，TCL中环基于新能源光伏产业建立“深蓝大模型”。
其中，星智大模型X-Intelligence 3.0是半导体显示行业首个强推理垂域大模型，位列2025年全球工业大模型显示领域第一。目前AI已支撑软件研发效率提升30%，器件研发效率提升75%。
目前TCL已上线超1万个智能体，形成约500名“硅基员工”，覆盖超30%的工作流。
第二个方向，是开发AI驱动的终端产品。 李东生介绍，TCL雷鸟创新眼镜目前在国内AR和AI眼镜市场中份额最高。他判断，AR和AI眼镜有望成为未来智能终端的重要入口。他还提到，AI眼镜领域的创业公司“搜索结果一个屏幕都放不下”，大量社会资本进入，“表明这一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赛道”， TCL未来还将继续深化AI应用。在他看来，企业发展必须紧跟AI浪潮，“不能让自己被淘汰”。
（以下内容整理自媒体群访速记实录）
提问：本届达沃斯论坛重点关注“规模化创新”。从TCL的发展实践来看，什么样的创新才能真正实现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从单点突破走向规模化应用？您认为未来最具产业价值的创新方向集中在哪些领域？
李东生：我的理解是，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制造业发展到当前阶段，创新能力已经有了大幅提升。过去我们更多是在某个技术点上实现突破，现在则是整个行业的突破；以前可能更多在应用端，现在则延伸到基础材料、核心技术乃至整个产业生态链。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创新广度的拓展，使创新开始产生规模效应。任何经济形态要取得更好的效益，都离不开规模的支撑。
以制造业为例，中国在多个领域已经处于全球领先地位，背后最重要的支撑就是创新能力。以我们所在的半导体显示产业为例，中国企业进入这一领域不过20年。在这个高科技、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中，我们用了大约20年时间就成为全球领先者之一。在液晶显示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取得了绝对优势。当然，在OLED、Micro LED等新型显示技术方面，竞争仍在持续。
这样一个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企业从跟随学习到逐步建立领先优势，经历的是整个行业的多领域创新，而这种多领域创新又形成了产业的规模优势。目前中国液晶显示产出已占全球70%以上。这样的规模反过来又为持续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基础。
类似的效应在其他产业领域同样存在，最典型的就是新能源汽车。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也是厚积薄发，这些创新都体现为行业性创新和规模化创新。
提问：AI大模型在终端侧的落地已经从噱头走向实用。TCL的电视、手机、白电等智能终端，正在发生哪些根本性变化？
李东生：坦率说，终端产品形态的变化目前还是渐进的，还没有出现颠覆性的产品来取代当下主流产品形态。
在AI应用方面，TCL主要从两个方向推进，力求产生实际经营效果。我们一直强调“AI向实”。作为实体企业，AI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必须能看到实际效益，要设定可达可及的目标，比如如何将AI技术，特别是语言大模型，导入科技制造业的生产和产品体系。经过四年多的探索尝试，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果。
第一个方向，是将AI导入生产制造体系。我们率先在TCL华星半导体显示产业导入AI技术，建立自己的垂域大模型（星智大模型）。这个大模型围绕产业应用场景搭建，算力方面得到了合作伙伴的支持。应用效果体现在产品开发、质量管控、工艺优化等多个环节，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善，并最终反映在经营效益和财务指标上。去年仅华星半导体显示领域，AI带来的效益就约达6亿元人民币。过去几年我们在AI方面累计已实现效益约25亿元，未来还将继续深化应用。
我们在华星建立了星智大模型，在智能终端建立了伏羲大模型，TCL中环建立了深蓝大模型。在半导体材料领域的中环领先板块，也建立了依托半导体材料工艺的大模型。这些模型的持续建设和迭代升级，将有效支撑企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
第二个方向，是开发AI驱动的终端产品。我们的雷鸟眼镜目前在国内AR和AI眼镜市场中份额最高。当然，这个产品仍处于发展初期，但业界普遍认为AR和AI眼镜有望成为未来智能终端的重要入口。此外，我们还开发了AiMe陪伴机器人，尝试用新技术带来全新的产品体验和情绪价值。
总体而言，企业发展必须紧跟AI浪潮，不能让自己被淘汰。
提问：AI时代到来后，TCL最大的机会在哪里？最大的担心是什么？TCL希望在这一轮AI产业竞争中占据什么位置？
李东生：AI的机遇最大是什么？我自己也一直在寻找。首先AI技术发展是一个大趋势，企业必须要跟上AI技术的发展。AI应用已经加快渗入到不同的行业，特别是在科技产业和制造业，所以哪些应用是带来最大价值的，大家都在探索。
首先从制造业来看，我认为在传统制造业里、在自己企业内部是不可能培育出一个像DeepSeek、智谱这样的大模型公司。AI大模型这种全新的技术是有另外一个组织形态和运营模式。作为制造业，更多要在AI技术应用方面走在前面，这样才能够保持企业竞争力的领先。
提问：今年被称为“AI硬件元年”，达沃斯也有议题探讨AI如何真正落地。比如马斯克要把Neuralink推进到量产阶段，脑机接口走的是植入路线；TCL雷鸟做智能眼镜，走的是佩戴路线。您怎么看待这两种AI走进大众生活的路径？
李东生：我不是AI技术专家，所以关于脑机接口了解的很少。如果真的能够实现脑机接口，那可想象的空间就太大了，甚至可能会引起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
我们在AI应用端，目前是在技术可及、能力可及的领域争取一些AI应用产品的开发。像雷鸟眼镜，已经做了六年了。从在实验室里积累技术，到单独列出一个公司，经过多轮的融资，能力、业务在一步一步的发展。从现在来看，我们坚信当时选择的产品技术路线是正确的。现在这个行业里都认同AI、AR眼镜将会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前景。
一个指标可以看到，第一个是跨国公司，现在是Meta这个规模的很多跨国公司一直在做研究，他们的产品也许在未来的12个月，也许更短的时间，可能会在市场发布。这些大的科技企业进入到这个产业领域，一定会加快推动产业技术的进步，加快推动产业链的生态的形成。所以回想起来，这条路选对了。
另外一个指标，AI眼镜公司的搜索结果一个屏幕都放不下。现在有很多的社会资本进入，也成立了很多的公司实体。这也代表整个市场对这个产业未来发展机会的认同。虽然最终在竞争中能够持续发展的可能不是太多，但是这个趋势表明这一定是未来很大的一个赛道。
提问：在海外再造5个TCL，在TCL的构想里，主要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路径去实现？
李东生：
具体来讲，实际上这也是适合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要求。怎么看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怎么看中国工业，实际上就是看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我们看到，中国并没有追求贸易顺差的最大化。办进博会实际上是开放市场、鼓励进口。今年1到5月份进口的产品增长了20%，这个增长率是高于出口产品的增长。这也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未来的增长，可能不能单纯输出产品。我一直提要从输出产品到共建能力。
消费电子和家电领域，以及这个产业链的上游，像半导体显示这些产业，在中国已经非常有优势，未来一定要在全球能够进一步巩固这个优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也是必须要从输出产品到向共建能力的转变。另外全球的经济格局重构，也要求全球的供应链要有所改变，不是我们想改变，而是全世界的经济规则在变化当中，促使我们一定要改变。
就供应链而言，以前更多强调效率。所谓效率就是速度加成本。现在除了效率的优势是必须要有的，还要考虑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和韧性。疫情和贸易摩擦对供应链的冲击是很大的，所以如果能够把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可靠做得更好，这样就更能应对这种变化的情况。
就制造业而言，按照这个思路，现在是要在当地建立一个能够相对独立经营的实体。这个实体并不仅仅是我们一家企业，而是在当地建立一个产业生态。我们要扎根当地经营，要能够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有更大的贡献。这也是目前全球经济这个变局当中的一个要求，就是经济发展均衡化。所以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模式是需要做一些改变的。TCL做了一些尝试，到底这条路怎么走？我们也会在这个探索当中，逐步形成一个更有竞争力的商业模式。
提问：在海外再造5个TCL，目前TCL在北美、欧洲、东南亚等区域的进展各有差异，您认为哪个区域离这个目标最近？在推进独立经营实体的过程中，您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什么——是人才、资本，还是与当地监管体系的磨合？
李东生：我们在海外有五个业务大区，想要以每个大区为基础，形成一个区域的经营实体。现在都还在探索阶段，而且每个区域的情况不同，所以每一个“海外TCL”的模式肯定也不一样。
以拉美为例，当地主要国家都是高门槛，在当地生产是必须的，我们的产业也已经建起来了。但问题在于，拉美区域内各国的规则差异很大，国家之间的阻隔其实也蛮高。像巴西、阿根廷门槛很高，而同为拉美国家的智利、秘鲁，基本是自由贸易。在这个区域里，怎么才能经营好、做到更有竞争力，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但方向是明确的，就是要适应全球经济格局重构这个大方向。
我给大家分享两个数字：去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是1.2万亿美元，很大；另一个数字，中国制造业出口去年是1.9万亿美元，也非常大。未来，全球其他国家会不会接受中国继续、完全依靠中国来提供产品？这个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发展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我认为继续靠出口产品会越来越困难，还是要更多地把产业链、供应链放在当地，这样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TCL的全球化3.0模式，再造若干个TCL，都是基于中国经济在全球格局重构中地位的变化，以及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角色的变化。企业必须适应这个变化，也是适应国家发展战略，来提升我们的竞争力。
提问：您认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临的最核心挑战是什么？您有哪些观察和建议？
李东生：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全球化发展的路径也不一样。行业不同会有差异，更重要的是，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能力。全球化既是机会，也是挑战。你不能简单地说全球化对还是不对，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实现全球化的经营目标，这是企业能力的适配问题。
我想从更宏观的角度分享一些看法。中国制造业占全球的比例已经超过30%，这个数字近几年变化不大。而我看到国外一些机构的评估也印证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中国工业品的市场需求大约只占全球的20%。也就是说，中国有超过10%的工业产出需要通过出口来消化。长期来看，这种不平衡总要通过某种方式来解决。对中国制造业而言，未来的思考方式或许需要转变。不是只看制造业在中国GDP中占多少份额，而是要看中国制造业，特别是大企业，在未来中国GNP中能占多少份额。这条路并不是我们今天才面对，很多发达国家都经历过这个过程。今天的日本和德国，以GNP衡量的制造业规模要远大于以GDP衡量的规模。未来中国制造业恐怕也会走上这条路，这也正是我们全球化战略的方向。如果我们能把供应链本土化、区域化，就能更好地平衡全球投资和贸易，中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个阶段。
所以中国制造业未来需要更多地站在全球视角配资炒股配资平台知名，思考中国制造业在全球GNP中应该占多少份额、我们要争取占多少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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